三年前，一个因缘巧合的机遇，我在纽约一所大学珍本资料库里找到了一批80多年前延安领袖和白求恩的大量通信文献和白求恩当年的手稿。这批资料中存储了很多抗战时期晋察冀政治、军事和战地救死扶伤的原始信息，特别是白求恩的大量亲笔书信。陆续整理了一些重要内容在《北京晚报》等媒体发表；后因新冠疫情，图书馆珍本资料库封闭，导致了这项研究工作中断。所幸今春资料库重开，这项工作得以继续。虽然疫情导致很多事情停滞甚或夭折，但它也激发了我研究当年这些外国医护人员冒着血与火奔赴中国，救死扶伤的英雄动机的愿望。
通过对白求恩在晋察冀书信和文件的大量解读，我发现在他生命后期，越来越多地出现了一个外国女性的名字——凯瑟琳·霍尔。白求恩曾经在自己的英文日记中写到凯瑟琳是自己在晋察冀战场上遇到的一个天使。白求恩为什么这样称呼她呢？她跟白求恩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在白求恩即将牺牲的前一年里她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她为什么来到中国，而在白求恩牺牲后，她又怎样继承白求恩的遗志为八路军和晋察冀军民效力的呢？经过了大量的爬梳和研究，我终于找到了上述大部分问题的答案。
凯瑟琳·霍尔（年-年）
凯瑟琳（右）在晋察冀
壹
“我今天遇到了一位天使”
白求恩在战场上抢救伤员
年底，是晋察冀抗日战场最困难的日子。日寇挟其抗战初起时的武器优势，在中国军民战略资源极度困乏的情况下，妄图加快占领中国的步伐。当时抗日的正面战场全线溃退，武汉失守政府移都重庆，日寇开始集中兵力围剿晋察冀战场军民。与此同时，国民党也增强了对晋察冀的武器和医药等战争必需物资的封锁。种种因素，导致白求医院医疗用品极度缺乏。八路军不止缺乏手术器械,医药，抗生素，连最普通的酒精、石膏布，甚至食盐和肥皂都缺。缺医少药是火线医生最大的痛。在年12月下旬最困苦的时候，他偶听翻译董越千讲附近有个教会诊所可能有医药或可求助。白求恩不太喜欢传教士，本没指望能成功。但是他还是想不顾一切来碰碰运气。某天清晨，他医院，见到了新西兰教士医师凯瑟琳·霍尔。没想到初次见面，他就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成功。最开始凯瑟琳告诉他，派遣她来的圣公会和她基督徒的身份不容她参与战争，如果她选边站或参与一方，会被开除。但当白求恩介绍了晋察冀军民的困境并恳求她支持时，这种恳切和真情还是感动了凯瑟琳，除了当即支援他亟须的医药和器材外，她并答应白求恩她会冒险再去保定和北平敌占区为八路军采购药材。
白求恩激动地在日记中写道：“……我今天遇到了一位天使……她是这里来自圣公会传道部的凯瑟琳·霍尔，……她将去北平购买医疗用品，并为我们带回她的驻地！如果她不是天使，那谁还配得上这个词的意思？”
凯瑟琳在往晋察冀输送药物途中
贰
从传教士护士到八路军交通员
凯瑟琳从香港-越南和广西辗转给晋察冀送药材的地图
凯瑟琳·霍尔是一位新西兰传教士护士兼医师。她出生于一个传统的宗教家庭，自幼就立志拯救苦难困厄中的人们。她年来到北京，次年开始在北京和河北地区行医传教，着力救护荒僻农村病患、到医院并深受农村人爱戴。
年抗战全面爆发，在中国多年、同情中国百姓苦难的她出于良知和人道主义精神，即刻冒着枪林弹雨赶赴前线救助中国军民。在战场上她救助和照料过受伤的吕正操将军，并与他建立了联系，这奠定了以后她为晋察冀军民服务的基础。抗战初起，看到中国军民受到日寇的蹂躏，富有正义感的凯瑟琳决心效法她自幼就尊崇的战场上救助伤病员的护士典范南丁格尔。其后在华北抗日战场上，她屡屡深入战区帮助中国军民。在救助中国军民的同时，她也逐渐受到北京地区具左倾和反战思想欧美人士的影响，开始力所能及地赞助晋察冀八路军和延安。白求恩跟她接触，正是这个阶段。
据史料记载，在这约一年时间里，凯瑟琳给晋察冀边区运送医药和器材达30余次，并向晋察冀输送知识分子和医务人员40多人。后来她多次冒死为白求恩和八路军购买药物乃至从北平为八路军带回制造炸药的人才。她还受托把白求恩的翻译董越千的妻女、柯棣华烈士的夫人郭庆兰等送到八路军聂荣臻总部。凯瑟琳对晋察冀的贡献还不仅止于此，在她跟白求恩熟悉并了解到八路军缺医少药特别是缺乏正规训练医护人员时，她居然同意参加白求恩的计划、为八路军医疗学校去教书培训急需的战地救护人员。
当然，作为圣公会派到中国的传教人员，她完全知道自己这样做的后果；而且她其后也遭致了这个后果——被日寇通缉、逼迫驱逐出境，最后被武装遣送离开，到达香港后被教会开除。但凯瑟琳仍然没有后悔自己所参与的正义事业。在香港，她又联系上了宋庆龄，把白求恩在晋察冀艰难工作、苦盼美加资源和晋察冀危机的真实境况报告给了宋庆龄，引起了宋庆龄和美国援华委员会的重视。遭教会开除，宋庆龄及时转介她加入国际红十字会团队，并介绍她协助押运一批大宗医药和器械通过越南转运到华北晋察冀。得知能够重返晋察冀，输送白求恩最需要的药物，凯瑟琳马上踏上了征程。
战时通过越南广西贵州等地辗转去晋察冀的路途无限坎坷。但是凯瑟琳要救助那里军民、重新加入白求恩团队的决心抵死不变。可惜，她还在艰辛跋涉途中，就在贵阳得知了白求恩牺牲的消息。但是她还是继承他的遗志，克服万难，一路穿云南、过广西、绕西川、到宝鸡。最后到达晋察冀前线！凯瑟琳受到朱德将军的热情接待和感谢，但这大半年的奔波和摧折毁损了她的健康。凯瑟琳痛苦地发现她已经再也不能在前线救死扶伤或替八路军培训医护人员了。战士们最后用马车和担架把她一路护送到黄河，最后她不得不转道西安惜别中国，返回了新西兰。
叁
像一束洁光
照亮了白求恩
年国庆节凯瑟琳在天安门观礼台上
今天查看白求恩书信，方完全知晓当年凯瑟琳这种道义和物资支援对八路军和白求恩的意义。
当然，凯瑟琳从一个传教士和宗教信徒变为一位国际主义、人道主义捍卫者和反战人士，从一个中立的外国人变成义无反顾地为八路军服务、甘为中国人的民族解放事业出生入死，是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的。
这里面最本质的内在原因首先源于她内心的善良和中国百姓质朴纯真的感召。凯瑟琳在抗战以前已经在中国生活并服务过十多年，她与草根中国百姓有着深厚的感情。其次，这种转变也跟凯瑟琳关心世界大事、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她固有的国际主义精神信仰有关。她一直期待着世界和平并身体力行为这个大目标服务。第三，凯瑟琳在河北农村跟中国军民朝夕相处，耳濡目染中产生了对中国八路军正义之师的良好印象；这种对正义力量的尊崇和向往使她变得无私无畏，义无反顾地站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这一方。最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白求恩英雄形象魅力感召之个人因素。
白求恩本人其实也是出身于传教士家庭，但他后来深受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影响。虽然对传教士没有太多好感，但白求恩熟知他们的规则和为人，并能够跟他们和谐相处。在凯瑟琳以前，他刚到晋察冀时，就曾跟加拿大传教士布朗医生在火线有过合作抢救抗日军民的成功经验。所以，他跟凯瑟琳的交往是有基础的。
这种基础就是对她的尊重、理解和期待。白求恩第一次去见凯瑟琳时她正在主持宗教仪式，深知仪式重要性的他虽然心急如焚，却耐心在外边等待活动结束。这给了凯瑟琳一个很好的印象。
白求恩善解人意且健谈。他除了是位名医，也是一位艺术家。白求恩写出过大量文学作品，绘画也很棒。所以，他很快就跟凯瑟琳找到了共同语言。他们从共同的苏格兰血统谈起，一下子拉近了距离。白求恩虽然不热衷宗教却对她的工作保持尊敬。并且，此时凯瑟琳的形象让白求恩想到了年轻时传福音的母亲。这种天然情怀上的共通为他们之后的友谊合作奠定了基础。
但对凯瑟琳而言，合作又会牵涉到她的信仰和宗教铭誓、她对工作律条的背叛和被开除以及身败名裂的危险。所以，她没有立刻答应白求恩，表示第二天才能回复他。
白求恩也知道不能催促或强迫凯瑟琳匆忙作决定。而事实证明，这个事关生死的决定一旦作出，凯瑟琳就会无怨无悔义无反顾，为它践行一生。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白求恩在会见凯瑟琳之前面临着的是怎样一种困境。
——那是他一生中几乎最悲苦的日子。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救死扶伤反法西斯而战，他从没感到困苦。他已经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海陆空三个军种他都做过，而且在一年前他还奔赴过堪称人间地狱的西班牙战场。但是那些，跟他眼前的苦比起来都不算什么。白求恩眼下经历的，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孤独。
白求恩是那年早春来到中国，九死一生才到达延安。来华前他得到过美-加共产党的许诺，全美援华总部的保证，会支持他的工作。在人员和物资上有后续、有保障。但是自他来到中国，除了起先几个月他随身携带的医药物资，和刚到达延安后的有限赞助，其后就没有得到过任何相关的支援了。
他甚至没收到过任何来自纽约总部和加共的消息。据统计，自白求恩抵达晋察冀到他牺牲，一共只收过纽约援华总部的三封信，而且都是迟滞在寄出几个月后才勉强收到；这些信并没有实质性内容。其间，白求恩给他们写过无数封信求援，也转请延安给北美打电报并转信，但这些信件大多如泥牛入海，几乎没有任何回音。
就在去见凯瑟琳的前几天，白求恩给他在延安跟中央的联系人马海德还写了一封信抱怨北美的冷漠：“……援华委员会为中国，为八路军做了些什么？他们寄了多少钱？他们是否会派遣更多的医生或技术人员？他们过问过我是否需要帮助？我什么时候才能得到五个月来一直在要求的医疗用品？我现在只有27管肠线和16磅石炭酸了。我手上仅有一把手术刀和6支动脉钳——其余的我已经分发了。我们只剩下两磅半氯仿了。用完它们后，我们将不得不在没有麻醉剂的情况下进行手术了。”（白求恩致马海德信，.12.08）
读到这里，甚至连白求恩的英文传记作者都忍不住出来叹息：“他的声音简直就是在旷野里哭泣，他永远也不会明白为什么他的要求没有回应。”自从白求恩到中国后，他每个月的报告和支出明细账连同收据都寄给了延安，并将其副本寄到纽约，还多次直接向纽约紧急求助。可是所有求助都石沉大海。
在同一封信中，白求恩写道，“除了4月18日在一个山西村落看到日本人留下的一份英文广告报外，我已经有6个多月没见到过英文报纸了。我没有收音机。我被彻底地隔绝于世了。如果我不是拼命工作来填满一天18个小时，我肯定会非常痛苦。”
被遗弃，甚至被刻意忽略。没有通讯，没有消息，没有书信报纸甚至没有亲人朋友简单的一个字条！这就是白求恩当时的处境。他渴望说说话，看到印刷着英文的字，哪怕有本字典或一份广告看看也好。——虽然事后证明造成他上述苦境多源于战时国际邮路的被阻、日寇和蒋政权双重封锁、国际援助很难到达晋察冀等客观原因，但这些白求恩却是永远无法知晓了……
靠每天十几个小时日夜无休的工作忘掉其他，这种超消耗的工作无疑损毁他的健康，包括体能和免疫力。那时的白求恩已经出现耳聋、牙痛等身体衰弱症状，眼镜也不敷使用；可谓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困顿。
恰在此刻，凯瑟琳像一束洁光，照亮了他。我们能够想见白求恩得到她援助时的惊喜！除了给白求恩和八路军提供了大量医药和器械，凯瑟琳还给了白求恩极大的精神支持。特别是他们相约随后各自回自己祖国去宣传中国抗战，在自己国家募捐，再医院、建培训医护人员的学校；然后凯瑟琳会到学校任教务，主管护理方面的教学。这样的心心相印、志同道合和比肩奋战，无怪乎白求恩要称她为自己的天使！
凯瑟琳的帮助是巨大和空前的。此后几个月间，八路军的医药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变。年8月份在白求恩向延安和纽约总部汇报的月报里就兴奋地叙述：“过去这三个月来，我们的医疗物资主要靠宋家庄的凯瑟琳·霍尔女士的帮助。她为我们采购了大约元的药材，这些药品应该足够八路军过冬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丰，我们可知这里面凯瑟琳作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而且，她又承担着多么巨大的风险。
年凯瑟琳再回晋察冀
肆
她的骨灰按遗嘱
留在中国的土地上
白求恩和凯瑟琳所共同建立的大目标——各自回国宣传、募捐再回医院和医护培训学校，这个愿望本来能够实现。白求恩已经给纽约和加拿大、香港写信汇报了行程。凯瑟琳也有了此行的初步计划。但是日寇破坏了它。在最后一次去北京购买医药物资时，凯瑟琳被追捕并被驱逐出境；而白求恩在即将返回北美宣传募捐时，日寇提前施行了扫荡计划。白求恩为了在大战前视察并安排好前线医务，马不停蹄去巡视各个火线医护站。就是在这最后的征程中，他因抢救伤员而感染，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白求恩没能回到加拿大去宣传和募捐。凯瑟琳在将急救药物送到八路军火线以后，抱着一身的重病辗转回到了新西兰。晋察冀永失了白求恩，但凯瑟琳跟晋察冀的故事并没有因此结束。
从青年时代来华，中国已经是她的第二故乡。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在返回新西兰身体恢复后，她一直盼望着重返中国，进入晋察冀战场。只是她这个梦想一直没能实现。先是疾病和家事羁绊，不久日本偷袭珍珠港，跟整个西方宣战，香港不久也沦陷，凯瑟琳的中国之路被阻断了。
“她最大的爱是中国”——凯瑟琳的亲人和传记作者回忆，她从没放弃过要返回中国的决心。等待的日子里，她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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