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余家上市企业中，研发人员数量达17万人
1月24日晚上八点半左右，小刘刚刚离开实验室。
他是北京一所高校的病原生物学专业的博士生，正在做着一项偏肿瘤方向的实验，“不出意外今年应该能毕业”。
年10月，猎聘发布的《上半年生物医药领域人才招聘报告》显示，新冠疫情以来生物医药行业的人才需求不断增加，招聘年薪在10万到40万元区间的比例达到62.2%，疫苗赛道新发职位同比增长72.92%。
抢人才，这成为大批创新药企在拿到融资后要干的第一件事。就仿佛有的互联网企业一样，App还没上线，年薪百万的程序员大咖倒是请了不少。所以，“今年能毕业”的生物学博士，理论上意味着马上就能获得高薪的就业机会。
有十余年从业经验的药企研发人员对健识局表示：目前的大趋势下，药企大多不会吝啬在研发上的投入。
但是对科研人员来说，“研发投入”的钱也不是好挣的。去年9月刚刚直博到一所大学生物专业的小李，在了解到实验室的师兄们平均7年才能毕业后果断转了硕士。硕士只要读三年。
但硕士和博士，在创新药企圈子里，那就是天壤之别。
最“卷”行业
“硕士及以上学历”“相关工作研发经验、基本技能”，在医药研发岗位的招聘要求上，这是最常见的要求，也是最基础的两项。
一家刚上市的创新药企内部人士告诉健识局：“我们这里高管都是博士学历，否则根本到不了公司高层。”
这是很多企业用人的现状，不光是高层，连基层职位标配一般都要求博士。大部分应届硕士进入药企后只能参与基础的实验工作，不能自己设计实验，更不能参与制定实验进度。朝九晚五，偶尔加班，生活倒是规律，但未来晋升空间看得到头，薪资“也就那样”。
十年前，生物医药行业硕士毕业就能拿到不错的工作机会；但放在今天，博士才是药企研发岗青睐的对象。“企业在招聘的时候会写硕士及以上，但肯定会更偏向于博士。另外，公司的晋升机会也会优先给有博士学历的人。”
年前后，中国还没有那么多first-in-class，仿制药才是国内药企更熟悉的词汇，自主研发能力也不是最重要的评判标准。甚至说，根本不需要什么研发。
有药企研发人员对健识局表示，这一时期，外企开始在中国设立研发实验室，“大家干得虽然红火，但总部不指望中国能做出什么新药”，大部分是将国外基本成型的化合物拿到国内来做进一步试验，积累数据、扩适应症或做转化科学，相关的岗位也都集中于临床前研究，“压力并不大”。
但到了年左右，外企这些水分很足的研发部门陆续关闭。第一批海归科学家创办的创新药企已经开始崭露头角。
“创新”对那时的中国医药界来说是一场全新的探索，大家都挑好做的先做，问题很快暴露：靶点扎堆现象首当其冲，先是“替尼”热，再是PD-1，好像不把热门靶点堆在自家的研发管线里，就不是新时代的biotech。
有药企研发负责人对健识局感慨：当下的很多企业，不设靶点发现部门，也不做高通量筛选，而是选择等有数据之后再跟进。
对于企业而言，节省成本、提高效益，进而实现快速发展的初衷固然无错。但随着这种思路成为主流，“创新”的故事，终究还是被讲成一场无休止的内耗。
于是，现在那些想跳出内耗的企业越来越注重基础研究，把宝都押在了科研上。
准确的说，很多科研的钱，其实砸在了学历上。“博士总要比硕士更有可能出成果”，这是一个简单朴素的逻辑。
冰火两极
研发一个新药普遍认为需要10年时间，但中国的环境等不起。
年开始的“共享经济”，火了3年；年开始的互联网金融概念，火了4年；年开始的VR概念，火了3年；年开始的区块链概念，火了1年……谁能保证生物医药能一直火下去？
这不是医药行业的观点，而是众多资本方的观点。因为从年开始，投创新药的资本就一年比一年少。
生物医药的风口大约从年开始刮起，这一时期，药审改革释放利好信号，港交所18A新政出台，以百济神州为代表的一批国内本土创新药企业快速崛起，一度被冷落的医药市场步入春天。万德数据显示，年巅峰时期，国内制药、生物科技和生命科学投融资金额一度超过亿元。
平均三四年的风口周期和平均10年的研发周期，这本身就是一对矛盾。所以，中国才会出现靶点扎堆的现象，以至于各家创新药企都在说：每家企业要找的人，都是同一拨人。
猎聘报告显示，年时，生物医药中高端人才的平均跳槽周期为4.1年左右。但到了年，这一数字已经缩短至3.65年。有药企人士回忆，年左右开始，原本离职率很低的公司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跳槽。
随着投入资本总量的减少，已经拿到融资的药企自然更加希望活得久一些。招博士已经不过瘾了，直接挖成熟研发人员，带着科研成果来转化，成为最直接的方式。对资本来说，也最醒目。
这一趋势造成了生物医药行业科研人员的薪酬高下差别很大。年，上海、深圳平均招聘年薪均突破30万元。健识局了解到，有的初创公司拿出种子轮1/6的钱用来招高管和研发；有些有海外或外企背景的人才，身价翻个两三倍都不是稀奇事。
“标配博士”的背后，是各家创新药企对研发开展速度的焦虑。“快”，这个看起来就和生物医药气质不太搭的形容词，正在成为各家企业追求的目标。
这样的过度挤压下，科研变得不再有韧性和延展性，而是成为刚性的任务，进而变成赤裸裸的学历歧视。退了博士、在读研一的小李就说：“想做研发，门槛高；想进编制，很难找到与之相配的岗位。”如果你又碰巧是个平平无奇的本科生，除了转行没别的办法。
不少生物类本科生转行去做“医药信息沟通专员”。这个职位听起来还是挺高端的，但翻译过来放到网络上，可能是个老百姓看见了人人喊打的职业：
“医药代表”。
前路漫漫
年，可能会是创新药行业“从速度到质量”转变的关键时点。
资本不再充足，靶点已经爆满，医保乐见竞争，生物医药行业不可能再延续5年前的发展模式。回归真正的创新，追求真正的first-in-class，这或许才是中国创新药行业的方向。
科研还是第一位的。万德数据显示，截至年，国内余家上市药企的研发人员数量已经接近17万人。大部分企业中，研发人员占总员工数量的比重达到10%以上。药明康德、美迪西等CRO企业，研发人员更是占到80%以上。
首创证券调研显示，A股家样本上市药企的的研发费用由年的.6亿元增值年的.6亿元。年，研发总支出达到5亿元以上的上市药企达到33家，10亿元以上者8家。
数据来源：万德数据
今后要比“真创新”了，前述药企人员表示：“目前企业愿意投入在研发上的精力和金钱都比较多。”
科研的主体，除了资本支持下的企业之外，其实还有科研机构。数据显示，年至年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医学科学部资助的研究项目总计多达项，资助金额超过亿元。“计划”、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科研项目或基金的设立，为科研工作者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后盾。
体制内高校、研究所成为归国或本土研究者“落脚”的另一个选项。健识局了解到，目前生物类专业的博士在市场上稀缺，部分原因在于大量人才都流向了学术界。一方面在于稳定；另一方面，研究方向和课题也不会受企业发展战略的限制，“能够做自己喜欢的研究”。
博士生小刘笑称，身边博士朋友的首选项大多都是高校。“但当大家发现高校没那么好进之后，也会转向企业。”
在学术界站稳脚跟后再转向工业界，成为生物医药科研人员青睐的一条发展路径。
这一点在前沿的生物科技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在天津一所高校从事基因编辑研究的工作者对健识局表示：“科学家自主创业”的模式已经成为国内基因治疗公司的主流选项。如北大魏文胜的博雅基因、上海科大陈佳的正序生物等。他自己也准备在合适时机成立自己的公司，吸收风投资本，把专利转化为临床药物。
靠国家科研实力支撑起基础研究，资本助力推向产业化，这似乎是平衡研发周期和风口周期的好办法。
这股风潮，也值得如今还在苦苦从事基础研究的创新药企思考。
文
古月
运营
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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