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9月，日本星火产业株式会社与宁夏固原市彭阳县达成合作，将采购板蓝根用于药品生产，这是日本汉方药企首次直接采购彭阳板蓝根。近些年，津村制药、Kracie制药等日本汉方药企纷纷在外建厂合作、拓展原料产地，以发展自身汉方药产能。
板蓝根苗。图｜ICphoto
自年被纳入医保至今，日本已批准使用个医疗用汉方制剂处方、个一般用汉方制剂处方，并形成了完整的汉方药体系和大量本地品牌，几乎所有药店都有汉方药柜台，甚至还成了拓展旅游资源的方式之一。年，日本汉方药生产总额超亿日元。
“汉方”究竟是什么？它在日本有多受欢迎？
文
丁贵梓瞭望智库观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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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汉方”？
若追根溯源，“汉方”指的是我国汉代的医方。
3世纪前后，日本诸岛上存在着上百个小国，还未形成完备、固定的国家机构，经济、文化水平落后。人们普遍相信巫医，认为“疾病是神灵所为”，要靠祈祷、咒禁治愈。
彼时，中国已经历汉朝盛世，在长期医疗保健的经验积累与总结中形成中医学知识，集结在《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典籍中，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深受影响。
4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化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日本学者认为，当时从朝鲜半岛传来的医方，是外来医学传入日本的最早记载。其原始出处正是中国汉代。
年，南北朝吴人医者知聪携《明堂图》等中国古代医方、本草、针灸书卷至日本，这是目前已知的中日医学直接交流最早记录。隋唐之际，两国交往频繁，鉴真携带大批医书东渡，日本药师赴中国学习，仿唐制制定医学教育机构，学习中国医学典籍，促进中医学在日广泛传播。
到年废止遣唐使为止，当时中国主要医书已基本传入日本。日本贵族、学者藤原佐世奉敕撰成的《日本国见在书目》（以下简称为《书目》）共收录医书余部、卷，其中只有《鉴上人秘方》和《摄养要诀》为日本人所著，其余全是中国医书。
参照中国医学典籍，日本也开始自己编撰医书，年成书的《医心方》是其现存最早的医学大型方书。该书对《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中国医书内容进行取舍、加工，整体编成新的框架。例如，涉及阴阳五行说、脉论等内容多被节略，只载录具体实用的部分。
此后，日本“汉方”还逐渐形成了不同流派。
16世纪，曲直濑道三写成《启迪集》，以中国明代医学为基础，建立起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形成“后世派”；后有“古方派”登场，反对五行学说和脏腑学说，注重实践经验；亦有综合以上两派所长的“古今折衷派”；17世纪，以荷兰医学为代表的西医开始在日本广泛传播，“亲试实验”的医学思想兴起，还出现了折衷西方医学与中国医学的“汉兰折衷派”。
流派涌现与西医影响相交织，并结合当地地理环境、气候因素、民族体质和习俗，日本“汉方”逐渐形成自身特色：以《伤寒论》为理论基本框架，注重方与证对应、西医医学病名与方剂对应，方剂应用加减变化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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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浮数十载，终见曙光
幕府末期以前，“汉方”在日本被称为“本道”并在医界占据主导地位。19世纪末，明治维新大幕拉开，“文明开化”“灭汉兴洋”之风吹至日本医界。为与西医相区别，才将“本道”改称为“汉方”并加以抵制。
年，明治政府正式发布“西洋医学许可令”，全面引进西方医学体系后，日本“汉方”被贴上“不科学”的标签，系列取缔政策接踵而至：
取缔开办逾百年的汉医教育和研究机构——江户医学馆，迫使各地汉医学校、医学馆关闭停办，或改教西医课程；任用从西欧留学归国医生为典药寮医师和宫内御医，解除10名“汉方”医生宫内御医职务；修订“医师执照规则”和“医术开业考试规则”，以西医为考试科目，日本公立大学和欧美大学毕业生可免试领取行医执照；严格规定从事“汉方”诊疗的限制，禁止“汉方”处方用药……
日本“汉方”无以为继，几近灭绝境地。在明治政府的步步紧逼下，学界先后创建爱知博爱社、东京温知社等救亡社团，争取生存之路。
爱知博爱社社长浅井国干倡导，以东京温知社为核心，到全国各地串联救亡力量，多次请愿政府，却无济于事。温知社解散后，浅井国干又筹建“帝国和汉医总会”，四处集结政界人士，争取恢复“汉方”合法地位和正当权益，仍难力挽狂澜。
年，日本以法律形式宣告取缔“汉方”，各地救亡团体逐渐解体，相关刊物相继停刊。好在彼时“古方派”主张“随证投药，不拘病因”，摒弃中医基础理论与辨证求因，与明治政府追求的西洋医学不成冲突，日本“汉方”才得以幸存并在民间小范围传播。
直到年第二次日本联合医学会上，东京大学教授三浦谨之助、山下顺一郎分别作《关于针灸治疗》《和汉药的价值》的报告，震动医学界。许多学者开始反思“汉方低级无用论”，和田启十郎便是其中之一。年，他发表《医界之铁椎》，高喊“西医并非万能，汉医并不陈腐”，成为现代日本社会重新重视“汉方”的先声。
明确的“汉方医学”称法，直到昭和初期才兴盛起来。年，和田之徒汤本求真著《皇汉医学》，结合西洋医学知识解释、评价“汉方”。此外，还有大塚敬节、矢数道明、安西安周等出身“汉方”医学世家、又取得了西医资格的人刻苦钻研，潜心积累临床经验、努力提高临床疗效，为“汉方”的复兴奠基。
日本对“汉方”的真正再认识与评价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年，矢数道明、板仓武等人筹划日本东洋医学会，《东洋医学会志》随之创刊，接着又恢复了中医刊物《汉方和汉药》；年，矢数道明等人创办《汉方临床》，替代《汉方和汉药》，甚至自掏腰包以保杂志续存。
彼时，日本社会老龄化问题加剧，在部分医学者检讨西医化学药品副作用的同时，“汉方”治疗老年慢性病的优势日益显现。到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国会已开始讨论将“汉方”研究经费列入国家预算。而后，中日建交，日本再掀“汉方”热潮，北里研究所附属东洋医学会综合研究所等汉方医学专业科研机构先后建立，学术研究气氛空前浓厚。
年，日本世界医师会会长武见太郎以“汉方药已经经过多年的人体临床检验”为由，向政府申请将汉方药纳入医疗保险体系并被接受，43种汉方制剂定为保险制剂在全国通用，后又增至种。
有了官方站台，汉方制剂销量增长，带动汉方药市场扩大，成为国民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据日本社会调查研究所统计，到20世纪末，汉方制剂生产厂家数超家、制剂种类达种，并被广泛应用于老年疾病及慢性病治疗。
到本世纪初，日本有65%的医生会使用汉方药，而在纳入医保前这一比例还不到20%；从事汉方医学、针灸及按摩的医师超10万人，有85%的人服过汉方药或接受过针灸治疗。
发展自此，日本“汉方”已与中医同根异枝。根据对日本汉方制剂出典的统计分析，出典我国经典名方占比达85%，但两者在用药思路上已显然不同。日本“汉方”多“以病用方”，主要由西医师开处，废弃中医以辨证施治为基础的用药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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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化背后的细分逻辑
重获“合法身份”后，日本“汉方”方兴未艾。
从产业角度看，据日本汉方生药制剂协会总务委员会统计，日本汉方药生产金额从年的95.58亿日元开始逐年增长，到年突破千亿日元大关。20世纪90年代后，生产金额稳步上升并持续至今。
-年日本汉方药年生产金额变化（单位：百万日元）。图源：日本汉方生药制剂协会总务委员会，《药事工业生产动态统计年报》（年3月）
如此势头猛进，离不开生产、研发、质量监控和销售管理体系的层层把关。
依据《日本标准商品分类·医药品药效分类编号》，日本汉方药分为生药、汉方制剂、其他生药及以汉方处方为基础的医药品。
生药，即原料生药。《日本药局方》（即日本药典）规定了原料生药的各项标准，包括来源、成分含量、确认试验、干燥减量、灰分等。在最新公布的《日本药局方外生药规格》中，共收录了83个品种生药的质量标准。据日本汉方生药制剂协会统计，日本各制药企业使用原料生药共种。
汉方制剂则分为医疗用汉方制剂（即处方药）、一般用汉方制剂和家庭配置汉方制剂（即非处方药），剂型以颗粒剂为主。
日本汉方药主要为医疗用汉方制剂，要由医师根据患者病情开具。截至目前，日本已批准个医疗用汉方制剂，全部纳入国民医保体系。其中又有34个被《日本药局方》收录，有个亦作为一般用医药品被《一般用汉方制剂制造销售承认基准》收录。
根据20世纪70年代通过的《一般用汉方制剂承认基准》，一般用汉方制剂使用的处方共个，并详细规定其生药组成、用法用量、功能效果等。随着日本经济发展，国民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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