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在这首诗里，苏东坡通过序把王复的为人、志趣和才艺介绍给了大家，特别是“人徒知其接花艺果之勤，而不知其所种者德也”之句，点名了诗意。从种德写起，进而写出了德长与德熟。
从对宁波药商整体、系统、专题的历史文化观照中，我们已经能够得出宁波药商不仅仅是一个职业的商帮，更是一个具有鲜明文化精神特质的儒商群体。
也就是说，宁波药商是一个充满人文精神、有着强烈人文情怀、具有独特人文品性的文化商帮。从这个意义上说，宁波药商已不是买药卖药的商人，而是做药成药的药人。借用年非常火爆的一部现实题材的电影《我不是药神》的意蕴说，宁波药商乃是中国药神，具有与众不同的职业境界和人生境界。在漫长的办药行商过程中，他们买卖的是良心药，心里始终揣着“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良知。宁波药商心中的天就是存良知、求本真、葆初心。药神的另一层含义，我们认为宁波药商也是一个具有强烈志业精神的一个商业群体，在他们办药行商的过程中凝聚出了药商精神。从药商文化升华为文化药商，至关重要的核心因素与催化力量，无疑是宁波药商这个群体无形之中共同具有的人文品质、价值追求与文化精神，包括他们所具有与追求的文化品性、所创立并拥有的文化品牌、所形成和发扬的文化精神。
正是宁波药商身上所具有的这种宝贵文化精神，才使得宁波药商历久弥新、生生不息，他们所留下的药商精神永远具有当代价值。宁波药商身上所体现的文化精神，归根结底就是宁波帮熠熠生辉的企业家精神。如果说宁波药商在办药行商中彰显了宁波帮文化，那么我们就应该在宁波药商文化的研究中树起宁波帮文化药商的独特形象，以进一步传承和弘扬宁波帮精神。
宁波药商作为一个从宁波走出去的从事药业产销的商人群体，虽四海为家、行走天下，但他们的根和源在宁波，是宁波深厚的历史文化熏陶、造就和凝聚了他们，为他们标注出宁波个性、宁波本色、宁波特征。不管他们走得多远、离得多久，他们始终记着自己的根脉与出发地，北京同仁堂、温州叶同仁、绍兴震元堂、杭州叶种德堂等宁波药商创办的诸多药业，即使子孙相传十多代，全都一直在兹念兹那个已经模糊不清、被叫作慈水镇、鸣鹤场的那个老家。其实，乐氏、杜氏、叶氏完全不是个例或孤例，几乎所有的宁波药商都牢牢地惦念着自己的桑梓地，或把大本营留在了药商视阈下的宁波帮研究宁波，或在自己的家谱修编过程中铭刻着宁波，或在异乡远方设馆办会紧系着宁波这条纽带。但不得不说的是，人们在给他们加注标记的时候，并没有显示宁波。无论是大清药王北京同仁堂乐氏，还是江南药王种德堂叶氏，无论是西药大王项松茂，还是海派药商黄楚九，无论是化工大王方液仙，还是信谊药厂老板鲍国昌，无论是一代药王冯根生，还是青蒿素之母屠呦呦，等等，都没有或无法凸现宁波这个基因，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当然，我们将他们还原成宁波药商，目的和意义都不是为了强调他们是宁波人，而是为了更好地总结宁波帮的历史传统，在新时代把宁波帮的企业家精神再一次发扬光大。
感激之余，富商为了答谢其救命之恩，慨然出资助其创办敬修堂，据说堂名也为那位富商所取，意乃“敬业修明、广施妙药”，可谓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又如上海著名药铺童涵春堂，它的创办人慈溪药商童善长起初是开恒泰药行的店主，根据业务需要经常往返于上海与药材产地四川、湖北之间，随着经营业绩的提升，后盘入了上海市区热闹地带的竺涵春，认为“涵春”两字具有“涵和理中、永葆青春”之意，遂吐故纳新，改姓不改名，把店名巧妙地改为了童涵春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其自制的人参再造丸，就是从宋代惠民和剂局方中获得的，并智慧地借用郭子仪平乱、被人称为有“再造唐室之功”的历史典故命名，从而成了誉满上海滩的看家特色药品。
回望宁波药商，上述这样的例子其实俯拾皆是、举不胜举，他们不仅依据古方经方制药炼药，而且还通过编印各类药目让老百姓用上明白药、放心药，既在卖药行商中普及、传播了我国丰厚的优秀中医药知识和文化，又水到渠成地扩大了自己所经营药堂店铺的社会影响和行业声誉，实为一举多得的高明之举和成功之道。
所有这些，无不反映出宁波药商一以贯之的经世致用精神，以办药行商为中介，源源不断地将丰富的中医药文化资源转化成为时代所需要的市场资源和黎药商视阈下的宁波帮研究民百姓所企盼的安康资源与生产、生活、生命资源，即实现了药学资源向药业资源、知识资源向经济资源、静态资源向现实资源的转化与转换，既有力地激活了潜在的文化价值，又极大地满足了人民大众的生活需求，浓墨重彩地写出了以药济世、以药立身、以药兴业的经世致用新篇章。
第二节商行天下药存仁义擅长商贸活动、具有货殖传统，这是宁波与宁波人传递给外界和外人的最强烈的地域特征和最深刻的历史印记，故享有“无宁不成市”的美誉。据史书记载，很早以前宁波地区近海岛屿上的居民就拿各色渔货来与滨海地区的人们开展经济交往，逐渐形成了以商贸活动为特色的一些集镇。因此，到秦代开始置县时，最先设立了县，如《宝庆四明志》所说：“古县乃取贸易之义，居民喜游贩鱼盐，颇易抵冒。”宁波先民的这种习性，不仅不断得到了持续的强化，而且广泛地体现到了各行各业之中，形成了后来各种业态的商人群体，药商就是其中之一。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宁波药商的形成，是与浙东地区的天然禀赋有着天然联系的。作为中华民族长江流域文明代表的河姆渡遗址就出土了大量古代动植物药材，包括睡莲科的芡实、漆树科的南酸枣和带瓠皮的小葫芦、古茶树根等实物。这些重要考古发现，是十分有助于我们寻找中华医药文化之源的，为大家熟知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悬壶济世”之葫芦和壶，最早所指的都是葫芦。由此可见，河姆渡之葫芦其意义不止在种植业史上有巨大价值，还有对医药文化生动溯源的佐证价值，甚至有对诠释葫芦图腾崇拜的民俗学意义。《诗经·大雅·绵》开篇八字“绵绵瓜瓞，民之初生”，就用比兴的笔法高度简练地概括了周人生生不息、子嗣绵延、多子多福的人文图景，也成为葫芦文化的文史源头。随着时代的发展，浙东地区天然提供给宁波先民的丰富药用资源逐渐地转化成他们的生产要素和产业资源，在四明山地区人们较早地开始了药用植物的人工栽培，这可以视作宁波药药商视阈下的宁波帮研究业新的一页。皮日休在组诗《奉和鲁望四明山九题》中的《云南》是这样描述药材种植景象的：“云南背一川，无雁到峰前。墟里生红药，人家发白泉。儿童皆似古，婚嫁尽如仙。共作真官户，无由税石田。”而在《云北》中则更加写出了山村药业的独特氛围：“云北昼冥冥，空疑背寿星。犬能谙药气，人解写芝形。野歇遇松盖，醉书逢石屏。焚香住此地，应得入金庭。”《鹿亭》同样写得别开生面：“鹿群多此住，因构白云楣。待侣傍花久，引麛穿竹迟。经时掊玉涧，尽日嗅金芝。为在石窗下，成仙自不知。”一如前述篇章，《樊榭》勾勒出了养生至境：“主人成列仙，故榭独依然。石洞哄人笑，松声惊鹿眠。井香为大药，鹤语是灵篇。欲买重栖隐，云峰不售钱。”读过这些写药的诗篇，我们就不难得知，皮日休诗中讲的就是四明山地区人工栽培药材的生动场景。皮日休组诗题中所称和者鲁望，乃是陆龟蒙的字，两人志趣相投、常有应和，故被后人合称为“皮陆”。皮日休还在《重玄寺元达年逾八十，好种名药，凡所植者多至自天台、四明、包山、句曲，丛翠纷糅，各可指名，余奇而访之，因题二章》中向我们介绍了重玄寺引种名药的图景：“雨涤烟锄伛偻赍，绀牙红甲两三畦。药名却笑桐君少，年纪翻嫌竹祖低。白石静敲蒸术火，清泉闲洗种花泥。
怪来昨日休持钵，一尺雕胡似掌齐。香蔓蒙茏覆昔邪，桂烟杉露湿袈裟。石盆换水捞松叶，竹径穿床避笋芽。藜杖移时挑细药，铜瓶尽日灌幽花。支公谩道怜神骏，不及今朝种一麻。”有意思的是，这首诗的题记，颇似诗序，不仅有助于我们解读本诗，而且还对我们全面理解《奉和鲁望四明山九题》提供了背景材料。关于唐末僧人元达在重玄寺开辟药圃之事，后世的范成大作过记载，其中明确指出引种的芝术品种就来自四明山。同一题材的诗作，还有基本同时期的诗人李频的《游四明山刘樊二真人祠题山下孙氏居》，诗作所写“池塘来乳洞，禾黍接芝田”显然是与农作物一样被成片种植的芝术等药用植物，或者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中药材。
在这里我们要讨论的重点是宁波药商货殖天下的内容，特别是宁波药商从早期的贩运药材向后来坐庄销售、农工贸一体转型的嬗变过程。应该说，相关的例子在宁波药商群体中有很多，为便于历史透视，我们仅对冯存仁堂作一剖析以窥全豹。
对于宁波药商慈城冯氏，家喻户晓的是其“药肆万金饶”的冯楼和坐拥“冯半街”的药业，但筚路蓝缕的创业艰辛过程同样值得我们铭记。根据冯存仁堂自己编印的《丸散膏丹全集》介绍，这家老字号由出身于慈城医药世家的冯映斋创建于清康熙初年，它的发展历程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宁波药商共同的创业经营之路。冯映斋先以采办药材为业，常年奔波于盛产药材的川、陕、皖、赣等地区，历尽千辛万苦将采集到的各色药材通过水陆运输途径发往宁波和上海进行销售，就这样一边积累办药的经验，一边集聚经商的资本，水到渠成地先在宁波又新街开起了冯存仁，一传九代，家族经营，横跨多年，历清、民国和新中国。众所周知，在交通不甚发达、战乱不断发生的那个年代，在山高途险地僻之处采药办货是一件极其艰苦的事情，在古镇慈城冯氏启承祠子孙间一直流传着“一只钉靴”“扎草马祭祖”的历史传说。先前出门做药材生意的冯家人，总要在肩上背一只钉靴——当时常用的随身雨具，用来与留在家里的那一只配对，表明身在商海、人在商旅，但在兹念兹的永远是家乡和家人。这种标志性的家族传统，实际上无声地教育着冯氏族人为人之本、为商之道、为药之德，后世子孙始终严格遵循着冯映斋“余少好医，视人疾病如己身。兹铺之设以济人之务，不计资本盈亏，为求无愧于心”的训导，全盛时期药业多达23家，虽涉足金融、饮食领域，但药业独大、药商为本。“扎草马祭祖”更反映出货殖天下之无比艰辛和来之不易，宁波民俗有腊月廿三祭灶的传统，到了那一天家家户户都要扎纸马祭祖，但冯家却要比别人家推后一天，因为出门在外做药材生意的男人还没有回来，此时家里也没有钱置办供品。因为除了留下家小日常基本的生活费用，家里的所有资金都作为“盘缠钿”被男人带在路上了。但望眼欲穿地等待了一天，外出的男人依然没有回来，也不知道究竟哪时方能安抵家门，药商视阈下的宁波帮研究于是只好扎草马代纸马祭祖了。我想，恰好是“一只钉靴”与“扎草马祭祖”的故事，无比生动地诠释了冯存仁堂家族天下在心的责任担当和货殖存仁的代际传承。
自康熙朝之初，以冯映斋创办冯存仁堂为起点，以慈溪药商为代表的宁波帮带出了中国药业三百年持续发展的一个好时代、大时代和新时代，他们从生养自己的母土——宁波慈溪出发，以开药室药铺药店药行药堂等各不相同的形式把源远流长的中华药业辐射到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汉、西安等几十个城市，据不完全统计，先后累计创办药铺超过45家，同仁堂、存仁堂、乐仁堂、达仁堂星罗棋布，泰山堂、同泰堂、三宝堂、震元堂应接不暇，以至于光绪年间修撰的《慈溪县志》作出了这样的判断：“县人以贩药为大宗，川湖等省亦无不至者”。宁波药商名副其实地成了执国药业牛耳的著名药商群体。诚如《儒魂商魄》一书概括的那样：“要说慈城人究竟开过多少药店，恐怕已难以调查清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几乎所有的慈城大家望族，都有人从事药材买卖；几乎所有国内主要商埠，都有慈城人经营药业的踪影”。这两个“几乎所有”的推论，雄辩地告诉世人，药业与宁波历史、宁波药商与中国社会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
由此可见，宁波药商的这种以仁济世、药利苍生的职业境界，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已经成了他们内心不可动摇的企业精神和企业家精神，甚至可以说是宁波帮精神和宁波精神，深深地刻印在宁波药商营商卖药的整个过程中。如年，上海甲肝流行，具有抗病毒作用的板蓝根一药难求，市场上板蓝根药价飞涨。同仁堂门口聚满了前来求药者，奇货可居，但同仁堂丝毫不为所动。再如年，北京非典肆虐，抗非典中药供不应求，当时的安国药市号称一天出一个百万富翁，同仁堂毅然拿出万元来平抑中药市场价格，供应了北京地区近一半的用药需求，而且为了增加市场供应，同仁堂甚至停掉其他产品生产线来保证抗非典中药的生产。又如年初，由于长期干旱，供应澳门饮用水的珠海市水库发生海水倒灌，致使珠海、澳门出现了长达四个月的“咸潮”期，自来水全部成了咸水，根本无法饮用，澳门同仁堂药店素有代客煎药的服务，平时用自来水煎药还没有什么问题，“咸潮”期用自来水煎出的药全是咸的，不仅苦咸难以入口，还影响药效。自来水不行，只能用纯净水，澳门同仁堂店经理赵学成果断决定，改用纯净水煎药。但彼时珠海、澳门的矿泉水、纯净水价格不断上涨，甚至时常脱销。用纯净水煎药可以保证疗效，但增加的费用谁来买单？赵学成决定由同仁堂买单。做出这个决定时，他想到了同仁堂过去几个世纪里在面对义利相争时同样的取舍。“同修仁德，济世养生”是同仁堂三百多年来不变的信念，当义利相争时，他们不会去计较利益而有愧于公义。令人可喜的是，北京同仁堂的诚信故事，已经出现在了小学四年级《品德与社会》的教材之中。这是一个强大的信号，表明国家正在将同仁堂“仁”的企业精神和社会责任传承给祖国的下一代。就这样，宁波药商在斗转星移的历史沧桑中，牢牢地把“仁”的中医药文化厚植到了企业经营发展的全过程，并不断地发扬光大。随着企业走出去步伐的不断加大，这种文化也随着中华药业远播到了海外国家和地区，如今同仁堂在其落户的9个海外国家和地区，几乎都是当地最大的中药店，而且装潢讲究，体现出浓郁的中华优秀传统中医药文化的人文气息。在台北新店里，有不少顾客感言：“来这买药，能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力，特别是这些历史和文化展区，看起来就像一个中药文化博物馆。”作为一个生产中药产品的中华老字号，同仁堂将海外开店、中医药史展示、中医坐诊与售药有机相结合，通过给需药、用药、买药的消费者一个直接了解中药的环境，增强其对中医药的应有信任，培育他们正确的用药习惯。它带给消费者的不只是一种产品，更是一种文化——重义、爱人、厚生的文化。
如果说仁济苍生在和平年代只是一种职业操守的话，那么在兵慌马乱的危急年头就是一种敢冒杀身之祸而成仁的壮烈之举。1年至2年，太平军与清军在绍兴作战长达多天，在总店无法营业的情况下，震元堂不计安危，急百姓之所急，通过化整为零的方式，实施分散经营，克服重重困难，仍坚持转到乡下的连锁店——山阴的慈和震、春元震、天宁震等分号供药济生，凭借力所能及的药物供给拯民于水火。这样的职业操守，一定程度上局部缓解了战祸带给黎民百姓的困顿，写下了仁济苍生的生动篇章。震元堂的这种传统一直保持到抗战时期，当时局势动荡、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但考虑到药品乃民生之所需、安危之所托，不仅敌占区人民需要用药防病治病，而且前线将士更需要用药治病疗伤。为此，堂店自觉地知难而进，想方设法地坚持在战火中为民众、为社会造药供药，实为可贵之精神。
毋庸讳言，由于商业活动先天所具有的逐利性，客观上确实存在着见利忘义、为富不仁的诸多现象，药业和药商概不例外。怎么才能挣脱利益的激流漩涡，在经商办药中彰显医药的光芒和人性的光辉，宁波药商用仁义之举作出了自己的响亮回答，让医乃仁术的优秀人文精神在药业领域熠熠生辉，光照古今，名留天地。
第四节厚植药德德润药业在论及宁波药商以德立业、以德卖药、以德行商之际，油然想起了“蜀贾卖药”的成语典故。明代名人刘伯温在《郁离子》中讲过这么一则寓言故事：蜀贾三人，皆卖药于市。其一人专取良，计入以为出，不虚价，亦不过取赢。一人良不良皆取焉，其价之贱贵，惟买者之欲，而随以其良不良应之。一人不取良，惟其多，卖则贱其价，请益则益之，不较。于是争趋之，其门之限月一易，岁余大富。其兼取者，趋稍缓，再諅亦富。其专取良者，肆日中如宵，旦食而昏不足。见郁离子见而叹曰：“今之为士者，亦若是夫！昔楚鄙三县之尹三。其一廉而不获于上官，其去也，无以僦舟，人皆笑以为痴。其一择可而取之，人不尤其取而称其能贤。其一无所不取，以交于上官，子吏卒而宾富民，则不待三年，举而仕诸纲纪之司，虽百姓亦称其善。不亦怪哉！”这则寓言故事，从药事、药商切入，转而论及官场、宦海，对世俗名利刻画得入木三分，真真切切，悖论逆袭，耐人寻味。当我们掩卷凝神之时，也肯定可以读出各自不同的感受。但就卖药而论，我们觉得，作者通过寓言故事试图告诉人们的是：卖药贵有良知，必须坚守道德底线，万万不可唯利是图；在药业这一行，从善抑或从流，全在自己的道德操守。我们认为，宁波药商在这方面是做得非常出色的，在他们的药业生涯中留传下许多佳话，为同乡、同行和同人树起了高高的道德标杆，药商视阈下的宁波帮研究反映了宁波药商厚德载道的职业境界和慎独慎行的自律精神。
宁波药商韩梅轩在湖州接盘买入“叶慕韩斋”后，机智化用，通过去叶氏之冠而更名为慕韩斋，不仅恰到好处地凸显了新主人之姓氏韩，而且更激活了历代药商共同羡慕汉代药人韩康的独特医药文化元素。慕韩斋老店新开之后，韩梅轩秉承韩康讲究药物质量、口不二价的卖药传统，而且亮出了“质量优等服同行、信誉卓著招远客”的医药营业宗旨，并落实到饮片丸散、参燕银耳等药品的炮制配方、精选细调之中，直白地打出了“不惜工资，以图久远”的个性店招，恪守所售药品没有仿单——立下了凡属本斋出售药品之说明书不出店门的规矩，以优良药品、优质服务创出了药业品牌。由此可见，慕韩斋以其卓越的医药品质成为顾客羡慕的韩字号药店，真可谓韩氏慕韩、人皆慕韩。
陈小南、谢炳武编撰的《震元堂史话》中这样中肯地评价绍兴城乡遍地的宁波药商：“盖绍兴诸多的药材行和星罗棋布的药店，多为慈溪人经营。”在这星罗棋布的老药铺中，经营历史最悠久、影响最深远的老药铺，非绍兴震元堂莫属。震元堂自清乾隆十七年创立后，家族传承七代、历时多年。
大药铺如此，小药店也毫无二致。相对于北京同仁堂、杭州叶种德堂和绍兴震元堂等老字号大药堂，地处义乌佛堂的百年老店沈太和只能算是一爿小药店了。
沈太和最早由慈溪药商沈春华始创于道光年间，铺名太和堂。民国元年，易主为同是慈溪药商的沈宪麟，并更名为沈太和，并由此将原太和堂换称为老太和。沈太和后来又分出了沈协和，分别由沈寿依和沈寿勇经营。无论是老太和，还是沈太和、沈协和，都一样坚守“以德为上、诚信经营”的药业之本，并落实到一系列便民惠民利民的实际举措之上，为时人和世人所啧啧称道。沈太和、沈协和的主要举措有：店里各聘有2名坐堂医生，可使病家少一些来回折腾；实行昼夜配方，24小时提供服务，为方便顾客特在店面排门上开出一个小窗门，由值夜店员据方供药，即使买一个铜钱两片的膏药，夜半敲门也定然开窗接待，以解病人之急。
如果说，以上两条过去的老药铺基本都这么做的话，那么以下这一条可能是并不多见的了：凡急救病人需要配人参、牛黄、熊胆、羚羊角、犀角等贵重药材，贫苦人家一时又筹措不到现金，只要有佛堂的熟人担保，一律准许赊买，不问今后的偿还能力，真正体现了急病人之所急、救人是第一位的药业经营之道。
其实，宁波药商的不少老字号店铺都是这样以德立业、以德赢利、以德传世的。
最早由三七市董氏在康熙年间创办于四川的崇川药肆演变而来的乾宁斋，在宁波办药卖药的同时，还将分号办到了温州。大家都知道，宁波航运业里出过一个女船王，其实在宁波药行业里也出过一个女药王，她就是道光年间董友梅的孙女，由于历史的原因，女药王的名字虽已不可考，医药史上皆惯称其为“董氏”。据史料与民间口头传说还原，董氏成年后嫁入邻近的中医世家，带着祖上丰厚的药业经营资源，将医药有机地相结合，真正是水乳交药商视阈下的宁波帮研究融、相得益彰，于是很快就成了当地家喻户晓的医药联合体店铺。董氏固然经营有方，但之所以传世，原因还在于其蕙质兰心、药德高尚。据民间所传，当时在董氏药馆附近出现了一位全身溃烂的老人，路人，避之唯恐不及。董氏出于恻隐之心和医药职业本能，主动嘱咐店中学徒用自制药水为他清疮化瘀，经过一段时间的无偿救治，老人很快就康复了。出于感激之情与感恩之心，被救治的老人不仅道出了自己的身世与罹患疮毒之后离家流浪的原委，还以德报德，无偿将自己青年时代担任镖师所收藏的记录着不少秘方的医书无偿地赠送给了董氏。尽管后来没有见到有关董家得到医书后开发利用的情况，但故事本身，特别是爱能生爱、知恩图报、好心有好报等医药美德已经非常值得我们久久回味了。
第五节药广人才人才兴药无论是功崇惟志，还是业广惟勤，最根本的无疑是谋事在人。医药业比之于一般的行业，职业的专业性要求更加严格、专业化特征更加明显，药业经营人才不仅应懂医知药，更要重道厚德。在这方面，宁波药商形成了鲜明的自身特色和成功实践，除了自古就有的家族传承，更多的是收徒授艺、寓教于业，从而培育了一批批职业医药经营人才，形成了数量可观、业务精湛、堪当大任的医药业职业经理人队伍，充分保证了药业事业的后继有人与生生不息，也相当程度地跳出了“富不过三代”的财富与家业魔咒。
严格的收徒授业制度药店的规模大小决定着市场影响力和综合竞争力。一般的药业经营商都会由较小的药室起步，一边积累资金，一边积累声誉，当达到一定的发展条件时，必定不失时机地转型升级为药堂、药铺，扩大经营规模，走向工贸一体，有的甚至增加分号。这样一种扩张模式，不仅需要更多的帮手帮助营业，更需要培育后备力量提供人才支撑。学徒制是我国古代不少传统行业的普遍做法，药业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店家对收学徒有着更严格的规矩，这既有医药行业职业要求高的原因，也有医药行业机密性强的特殊性。所以，如果想到药铺店家学徒谋生，首先必须找到介绍人——保头人，一定程度上店家是看保头人的来头与面子的，这不仅体现着信誉，也带有连带责任的意味，如果学徒出现闪失，保头人有不可推脱的责任，这样就能药商视阈下的宁波帮研究有效地制约学徒工的工作与纪律。之所以这样做，绝对不是简单的注重社会关系，搞裙带关系，而是因为炮制加工有着秘不可宣的机密内容和各家各户的独门之法，这些环节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商业价值。因此，即使收为了学徒，师傅通常也不会马上把所有技巧都传授给你，一般会按浸泛、炒炙、煅制、切制、研磨、合成等不同工序，循序渐进，逐项传授，并视学徒的综合人品和职业潜质来决断授艺进度和传授的程度，学徒期通常为3—5年不等，从烧水拖地等勤杂活做起，再进入认药、拣药、洗药、晒药、送药等涉药环节，最后量才录用，落到帮工、师傅或先生等不同的岗位。
以刀工为例，分必、有、我、师、业、精、于、勤等八个代号进行授艺传道，由头刀统领。
店内各岗位层级分明、职责清楚，必须各司其职、忠于职守，采取有赏有罚、绩效挂钩等措施。一般店中设有老大、副大，相当于现在的经理、副经理，老大掌握全店各类事务，对老板负责，副大协助老大工作；下设内、外账房，管理进出财务；再下分设部门，其负责人称头脑，根据部门职能可配备助手或再细分部门。
通行的分家不分店机制根据自然规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子孙的繁衍，药商的家业必然会出现代际传承。这方面，宁波药商建立的是分家不分店的机制，平分家产，共同经营，代代传承。如绍兴震元堂相继传七代，且一直在原址营业。温州叶同仁堂自创办到实行公私合营，始终打“本号仅此一家并无分出”的旗子，在提醒消费者注意冒牌的同时，求得更多的信任。北京同仁堂相传更是多达十三代，根深叶茂，不断壮大。然而，分家不分店并不是大家合在一起吃大锅饭，为此各家有各家的治略。震元堂实行的是股份制，虽然共有资产分到了各家各户名下，但所有股份都在账上，原则上只按股份享受每年按时进行的分红发息，所得足以养家糊口，如遇特殊急用的情况，也允许退股清款。温州叶同仁堂则推行“公堂”制度，即逐年在药业盈利中提留置产，建造家庙性质的“崇敬堂”，俗称“公堂”，推族长主持堂务，全权负责家族内部财产保值增值、管理分配等一概事务，雇用账房、管收等专业人员协助组织实施。
自觉的所有权、经营权分离体制无论是家族式股份制，还是聘请老大负责药铺的经营管理，实质上反映的都是宁波药商较早地尝试和稳步地实施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内部治理结构和治理体制。这种情形，既在宁波药商自己的药业活动中存在，也在宁波药商之外的药业领域存在，最典型的是胡庆余堂。翻开胡庆余堂的历史，它确由著名红顶商人、徽商胡雪岩出资开设并亲自营建，但究其具体运行，不难发现：胡雪岩本人其实从未直接深度涉足过药堂业务，真正掌控经营管理的始终是宁波药商，特别是慈溪药业界的专业人士。受命负责筹办胡庆余堂的是曾担任松江余一成药号经理的慈溪药商余修初，正式营业时所聘用的第一任经理也是慈溪药商翁宝珊。胡雪岩过世后，胡庆余堂也由独资经营演变成合资经营，不仅合伙人中慈溪药商占了主体，有陈楚香、徐斌辉等，而且经理职位也是长期聘慈溪药商担任，包括冯挺五、魏洪范、陈楚香等。特别是俞绣章受命于危难之时，自年开始升任经理后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不仅自身被业内外尊称为“江南药王”，而且还挑选培养了“一代药王”冯根生。难怪《杭州医药史》得出了“胡庆余堂、叶种德堂、万承志堂皆慈溪人在本市经营的大药行”的结论。
通过以上多个视角的历史透视，我们可以立体地发现：宁波药商不仅人才济济，而且源源不断，主要原因是宁波药商在办药制药卖药的产业链中巧妙地依托药业本身，多层面地形成了药业人才的培育体系，既较好地解决了一店一铺的专业人才之所需，又无意之间为整个医药行业的人才之需作了充分的储备，有了市场需药商视阈下的宁波帮研究要的人才储备与供给和人才需要的市场环境与市场机制，也就不难理解宁波药商能够如此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成为国药业执牛耳的地域群体和国药业人才的大本营。
第六节药商人文人文药商文化既可以是名词，还可以是动词。如作动词之用时，那就是“以文化……”之义了。因此，文化药商，即有以文化商、以文成药、文化药成等含义了。人文药商，既是对以上各部分药商文化的概括凝练，也是对宁波药商精神的核心概括。人文与文化虽有密切关联，但人文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品性、一种精神和一种积淀。所以，用人文药商概括宁波药商的特色更加恰如其分，更能体现药业本质，更具有当代意义。
矢志不渝的专业态度纵观历史，除了家庭，大学大概是人类最长寿的一种组织形态了。中国传统的书院虽有办学的属性和学校的特质，但毕竟不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而且随着大学在中国的兴起，书院也就完全式微了。所以，在中国，传统的药铺、药店是完全可以与国外大学媲美的社会组织。在优胜劣汰的社会竞争进程中，保存和留下了为数不少的百年药铺、药堂和药业门店，现在都转型成了新型的现代企业，但相当多的老店及其品牌依然历久弥新，而且一定会持续传承下去。毛泽东6年12月7日在同民建和工商联同志的谈话时指出：“历史名字要保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名字为什么不要，瑞蚨祥、同仁堂一万年要保存。”我觉得，同仁堂只是老字号药铺的一个杰出代表而已。实际上，包括宁波药商在内的中华药商在过往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无数知名品牌系统，包括文化子药商视阈下的宁波帮研究系统和药物子系统。这一集成系统，既集成了历史，也集成了药业。它们不仅代表一个时代，并且超越那个时代；它们代表一种精神，并且超越那种精神；它们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与人类。毛泽东极言“同仁堂一万年要保存”，那是一种态度、一种眼光和一种情怀，因为同仁堂十三代打造出的一个中药品牌，乃是志业精神与初心意识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是我们永远需要的圭臬。同仁堂正是宁波药商创造的辉煌成就之代表，可以与之比肩的宁波药商品牌还有很多。通过这一商业现象，我们可以深入分析出很多重要信息，并在这些商业奇观中推进企业家精神建设。品牌熔铸着品质，浓缩着时间，凝练着特色，夹带着基因，留存着人文。宁波药商创立的著名品牌不仅数量多、延续时间长，而且品牌内涵丰富、生命力强盛，其中深刻地透露出宁波药商矢志不渝的专业态度——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专业的事进行专业的做。这一点，北京同仁堂还郑重其事地写入了自家的家训堂训，那就是做药这一行，一不能见异思迁、动摇初心，二不能急功近利、见利忘义。
这样的祖训，看起来似乎只是守成，实际上从根源上防范了逐利忘义，防止了偷工减料，防堵了南辕北辙。
举贤任能的选人机制孙思邈有感于“人命至重，有贵千金”的崇高医药使命，呕心沥血地写就了医药名著《千金方》。应该说，在中国以人为本的思想源远流长，反映在医药业界就是大医精诚、济世活人为至要。确实，成就任何一项事业，人，特别是人才是最根本的基业，尽管成事在天，但谋事还在人，事在人为。这一点，宁波药商不仅有深刻的体认，而且形成了独到的选贤任能之举措，那就是通过传、帮、带，教、学、做，在办药行商中不断地培育和壮大着药商队伍。从人文的视角观照，宁波药商师徒传承的制度与做法，实际上反映出他们宽阔的胸襟，因为这种师徒传承虽然条件苛刻，遴选严格，关卡重重，但毕竟已经跳出了家庭与家族的宗亲范畴。因此，即使还存在着浓重的地缘、业缘特征，应该说已经不再狭隘、封闭和排外了，做到了选贤任能，唯德才兼备者是传。《礼记·礼运》中早就描绘过“大同”的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谓大同。”宁波药商对药业接班人的选育机制，不正是大同境界的一个生动写照吗？这种药业人才的选育机制，不仅较好地满足了药业传承的永续需要，更体现了同仁、重道、种德等优秀药业伦理精神，建构出了开放包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生生不息的药业人才成长、发展、培育的生态体系，极大地丰富了人文药商的人文特征。
永不自满的进取品质宁波有着丰富的药用资源，现实生活中，自然禀赋往往成为制约这一地域社会发展，特别是人才匮乏的毒药。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资源依赖导致的贪图安逸的后果。但包括宁波药商在内的宁波人，似乎从来没有把禀赋当作依赖，相反转化成了原动力和资源库。也就是说，宁波药商从来都不只是贩运自产的药材，他们做以货殖天下药材为己任的药业，做到了为天下人买天下药，把天下药卖予天下人。正是宁波药商永不自满的进取精神，造就了宁波药业经久不息的发展壮大和宁波药商一次次的转型升级。由于药用植物和药用动物、矿物所具有的特殊性，宁波药商以药商视阈下的宁波帮研究母土宁波为大本营，义无反顾地走出家门，用双脚踏遍千山万水，找好药、采好药、卖好药，足迹遍布神州大地，商旅劳顿在所不辞，岁月悠悠，生生不息，完美地做到落地生根与叶落归根的有机统一，成为历代宁波商人的一种典型生命轨迹。从经营规模的扩展共性看，宁波药商的进取品质同样令人钦佩，他们从药摊、药室起步，在积累了经商资金的同时，日渐积累办药的经验，开药栈、设药局，再到创药堂、扩门市，不断地超越着自己，也不断地成就着更大的药业梦想，走出了一条平凡而又壮阔的进取之路：从家庭小作坊到家族合伙经营，从传统的滚动发展、分红发息到现代的股份合作、产权分离，从谋生创业到济世立业，从各美其美的自立门户到美美与共的相互帮衬，从创立品牌到打响品牌。
相得益彰的产业模式药商毫无疑问是以卖药制药为职责的一个商人群体，但中医药的特点决定了药商从来就不仅仅是卖药的，因为中药涉及极其重要的环节——炮制加工。所以，宁波药商在侧重于药物流通活动的同时，早就跨出了药物流通的边界，涉足到了药物加工乃至药品制作。因此，宁波药商实际上是横跨农、工、商等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一个复合型商人群体。农、工、贸一体化的产业模式，除了能有效地从源头开始保证药物、药品的质地、质量外，还能减少中间环节、降低经营成本与药品的价格，有利于消费者，有利于市场竞争，有利于产业融通。这种产业链的有机延展，有效地扩大了业务范围，有助于形成经营特色，所有上规模的宁波药铺、药堂，基本上都是这样一种产业模式：既采购生药，又加工成药，还制售保健产品。产销接通的产业模式，最大限度地整合了市场资源、扩大了市场份额，同时还能减少对原料市场的依赖、满足定制生产的需求，更好地打造品牌，在激烈的药业竞争中占据有利形势，和而不同化解同而不和的经营风险与同业之间的不良竞争。
一店多点的品牌复制现在为大家熟知和推崇的品牌店连锁经营模式，实际上宁波药商早就发明并一直不断发展着，这就是一店多点的品牌复制。这方面做得最早、最持续、最广泛、最成功的非北京同仁堂莫属。早期的同仁堂采取的是1+X的复制模式，它们的标配是门店当中悬挂从北京同仁堂拓来的“乐家老铺”匾额，左右两边各为“本店采购生熟地道药材”“精制丸散膏丹汤剂饮片”的对联，另亮出自己的堂号，表明为乐家老铺的分号。据不完全统计，在乐家老铺这艘旗舰下汇聚着多达34个分号，覆盖到京、津、鲁、苏、晋、鄂等区域。当然，分号也能继续扩展，如乐氏十二世孙乐达仁，在遵守有关规则的前提下，于2年创办达仁堂，并按新的标配——正楷书写的达仁堂牌匾、行书写成的“灵兰秘授”“琼藻心裁”牌子及乐达仁先生刊印的药商视阈下的宁波帮研究《达仁堂药目》，先后在京、津、沪、汉及香港等10多个重要商埠开出18家分号。这样，达仁堂进入到了新品牌复制、海内外连锁经营的药业新时代，规定各分号一律只售达仁堂生产的成药，药酒、药胶、膏滋也由总号统一配送，有条件的分号，蜜丸由总号供应统一配方、统一炮制加工的药粉，而后自行制丸和封装，产品外观则与总号完全一致；各分号的查柜创办的台州第一家国药号——方万盛药铺，鼎盛时期成为拥有14家分号的国药业联合体，门店遍布台州城乡，家族合伙经营达五代之久。
尽管本书论述的重点在国药业宁波商人，但谋篇布局是着眼于整个药业范畴的，虽对西药业着笔不多，而在业脉梳理中始终是连贯考察的。有鉴于此，在论及品牌复制的一店多点经营模式时，必须对鄞县籍宁波药商、西药大王项松茂参与创办并发扬光大的上海五洲大药房再作适当介绍。
规范完备的制度体系宁波药商创办的形形式式的药铺、药堂，不管规模大小，各自都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体系，起到了约束职员行为、规范药品经营、确保用药安全、促进健康发展等作用。北京同仁堂及其分号，拥有诸多分号的徐重道堂、方万盛堂及五洲大药房，以及其他一些开办时间长、经营规模大的药堂、药店无不如此。这里仅举温州叶同仁堂和广州敬修堂作简要说明。温州叶同仁堂独具特色的“公堂”制度，不仅做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互相分离、彼此制衡，而且形成了严谨的全链式闭环管理，集中反映在十条店规上，包括外聘经理、股东与店家的边界、职员的纪律等一应事项。广州的敬修堂也有类似的九条规定。年秋天，广州敬修堂为了扩大生产场地，决定对位于人民南路太平桥脚的生产楼房进行重新拆建改造。
当建筑工人在拆地基挖泥土的时候，无意间掘出了一块长约2米、宽约0.5米的背面刻有文字的光滑石板。于是，一段尘封多时的敬修堂历史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原来，由宁波药商钱澍田始创的敬修堂药铺，最初开设在省城太平桥门外桥脚之地。清同治六年农历八月立碑。石碑共有条款9条：1.关于利益分配；2.关于制约透支行为；3.关于分红方式；4.关于用人；5.关于亏欠的追债；6.关于保存世业；7.关于屋契的保管；8.关于药料和药方的管理；9.关于置办义田。从刻在石碑上的9条协议，可以清楚地看出敬修堂的先辈们严谨的管理意识与现代的管理制度已经不相上下了。
别具一格的药目载体凡药铺都会通过各种形式宣传介绍自己的产品，包括主要成分、生产工艺、功药商视阈下的宁波帮研究能效用、使用方法、储藏保存等，大的店家不仅会在门市上张挂匾牌，而且还会编印药目、药说、药谱等文字资料。当时，这些内容和形式只是为了推介药品、服务药客、传播用药知识。但现在看来，这些介绍医药知识的文字载体，已经成为一份重要的知识财富，在记录堂铺创立、发展的同时，更保存了传统配方的精华，彰显了宁波药商的行商理念，透露着宁波药商对中华医药的传承与创新，凸显了宁波药商文化底蕴和人文风貌。《同仁堂药目》《冯存仁堂丸散膏丹全集》《敬修堂药说》等至今传世的珍贵文字材料，浓缩着宁波药商丰富的历史信息，值得进一步引起我们的重视，着力加以开发挖掘，从而尽可能地还原宁波药商的历史全貌，汲取宝贵的文化营养，传承和弘扬好以宁波药商为代表的宁波帮优秀的人文精神。
在众多的宁波药商群体中，创办温州叶同仁堂的叶氏家族在行医售药之余，组织诗社，其成员各自将诗篇结集成稿，用诗篇为我们留下了一份特殊的药谱，特别是不少篇目直接与药有关，呈现出鲜明的职业、药业特色。这在宁波药商中非常罕见，因此弥足珍贵。叶家素有写诗的传统，叶心培之父叶士俞就是当地颇有影响的学者诗人。可能是受家族诗书传家的门风影响，加上事业兴旺后的诗兴使然，叶锡凤在往返宁波、温州的六次旅途中，“情之所触，托之篇什”，著有《瓯游草》四卷。之后，叶氏子孙乐此不疲，代际传承，结社行吟，蔚然成风。叶锡凤曾孙叶元墀、叶元堦兄弟推动成立了白湖诗社，《慈溪县志》是这样述评的：“元墀和仲弟元堦倡诗社于月湖之揽碧轩，白湖之小隐山庄，名流觞咏无虚月。”这个主要由叶氏家族成员组成的民间文学社团，被《宁波市志》认定为宋元明清以来宁波地区唯一一家家族诗会。对这样一份特殊的文化遗产，当地政府和浙江医药高专联袂进行了整理和集成，已出版了姚桃娟教授编著的《白湖诗选三百首赏读》，其中《瓦楞子》《题沈啸斋宏开医室》《岑淡人洁出听月图索题，淡人时卧病，服药颇杂，作此慰之》医院题材的，“其药亦不多，味味同菽粟……还请药再炼，仍把书三复。”“余甘及僮仆，空壳留医家。香螺亦尔族，美不数鱼虾。”“五蕴皆是贼，药饵不在外。明镜本无尘，展图得禅界”等诗句充满着药性药理、药道药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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